誓言铭记心间，使命践行脚下——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共产党员群像

网站优化这些误区一定要避免 百害而无一利

发布时间：2025-04-05 18:48:17编辑：神气十足网浏览（59）

显然，遵奉阶段的自我是不自由的，只有到了自主阶段，自我才有了精神上的自由，有了独创性。

（246页）又描写过历险成功后转思往境心如舂的后怕：嗟我何为亦挺险，脱有不测无此身。这些，都是黄仲则人生哲学在近现代延展的轨迹。



这在通常情况下无疑具有合理性，因为诗人并非哲学家而其思想必然受一定哲学影响，因而所谓哲理诗只可能是既定哲学观念的演绎。而黄仲则自己，既不盲从儒学，又常说平生学道无坚意、仙佛茫茫两未成（第189、15页），捐弃了对儒道释三家哲学的信仰。更不懂得人生短促，有我可悲，反而在世界上盲奔盲走，争名夺利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诗在陈述了溪涧之行的艰险之后说： 投险得自存，即事消悔吝。这样，他就必须回答自我究竟是什么、如何在造物拨弄中挺立自我的问题。

更深层次的意义则是：人只有体会到古人真用心，意识到人生处境，才能切实地思考自我、自我尊严与人生价值、意义等问题，才能以真诚负责的态度对待人生，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人。黄仲则以他们自喻，取严君平与世交弃和嵇康与仙绝缘的一面，不过是为了说明自己的人生定位：超俗而又不可能不入世。其实这个方法，是古代人考科举、写策论的方法。

后来在学术上，真正继承了王学的，就是以熊十力先生为代表的新儒家。三  、王阳明时代的基本问题 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核心。八十年代有些人开始表彰王阳明，都是从个性解放的角度说的，对他的评价有所提高。这个自得，王阳明《传习录》中有名的一句话，就是说，夫道，天下之公道也，学，天下之公学也，非朱子可得而私也，非孔子可得而私也，天下之公也，公言之而已矣。

这些都是历代文人带兵的典型。教门是要研究学问、读经的，需要大量藏书和寺庙做依托，这些被摧毁了，剩下不立文字的禅宗就更盛行了。



你想想看，那个时代是不是你真正想要回去的？所以当我们现在面对一种历史观念时，首先应该好好地想一下。这是王阳明这些人的意义所在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明代，像王阳明那样，有那种能力的人，也还不在少数。这个说法是有点搞笑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朱元璋如果泉下有灵，他听到了是不是会有点不高兴。

一般的教科书，都会把朱元璋、朱棣父子看成中国历史真正进入专制时代的代表人物。王阳明正式提出要讲学，以成圣自期。所以差不多一百年前北大搞《国学季刊》，胡适写发刊词时，便说我们今天做学问，要学这种方法。在六十多年里，王阳明的学术不被承认，都是他的弟子门徒在民间，或者借着他们自己从政的影响力来支持。

所以相权在明朝的废兴就尤为重要。中国人讲天地君亲师，师是权力的一个来源。



这实际上对中国后来的文化走向有很大影响，如果那些佛教的东西都还在，宋以后中国文化的格局，可能不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。这时，学者要提自己的东西，要自得。

不过南京六部九卿的建制都还在，这个建制相对于北京虽然是虚的，但是它就像一个影子政府一样，由此造成了后来明朝政治里必须考虑到的南北矛盾。他的理由，就是士大夫必须为君所用、为我这个体制所用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为了维持族群统治，它几乎摧毁了民间所有可能有的组织性的东西。我们知道朱熹学说有一句话常被引用：存天理，灭人欲。而且，对于那些因为事功而推崇王学的人来说，韩雍这些人也同样算得上有体有用，那么他的学术上的体又是什么？是不是程朱理学？那么尊王贬朱似乎便不必要了。从经学的角度来说，这些会就是《大学》齐家观念在晚明的一个最新的变化。

皇帝下的诏令，经常被内阁大学士封回还，这种相互争执竟不下几十次。另一个原因，内阁制度化了，根据史家的研究，在宣德前后具有了票拟权。

万历时代，甚至形成一个主要以江南为基地，以王学为基本信念的在朝王学群体，把持朝政不下二十年。《訄书》重订本里面有一篇《王学》，还有《谴王氏》，后来又写了一篇《议王》，这都是在批评王阳明。

王阳明因为谏言触忤了当时最有权势的大宦官，时人称之为站着的刘皇帝的刘瑾。我们知道，明朝是由君权独尊到君权失范，君权难以承担独尊的权力，实际一直在走低。

如何理解王阳明这个人物？在什么意义上王阳明被看成一代大儒？要讨论这个问题，首先必须追问，我们怎么去理解王阳明生活的时代？而且这个时代不仅是他直接生活的五十几年。活着的时候，就有很多支持者，当然也有很多激烈否定他的人。我们知道《大学》八条目是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他献给皇帝的书，里面却只有格致诚正修齐，到这儿为止了，皇帝做到这儿就可以了，治国平天下为什么不写了？留给丞相来做。第一次鸦片战争，绝大多数人还没有感觉，以为只是边境上的一个小事件。

就像小时候受父母的笼罩，大了以后，父母的笼罩就会减弱。明初的很多理学家，他们接续宋代传统，也在天天论学，也参加科举考试，读各种理学家的书。

但在许多学者看来，明朝实在是一个欲专制而未能的时代。由君权和相权，引申出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文武矛盾，因为君权实际上最终靠的是武力支持，武力的背后是那些勋戚贵族，这些人和考科举考试起来的文化精英中间有一个矛盾，这个矛盾后来也表现在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之时。

许多历史哲学家津津乐道历史是如何被主观书写的，却忘记了不同历史研究还是有基于人类共同理性的好坏之分。自钱穆先生以来，学术界有过许多讨论。

如果我们去看朱熹在《四书章句集注》——这是他最重要且最有影响力的著作——里边所直接讲的那个观点，所谓存天理灭人欲，这个人欲不是指人的所有欲望，或者正常的食色性也等基本欲望，甚至也不是指人对基本权利的诉求等欲望，而是超出正常欲望之外不合理的东西。我们知道，随着讲学运动的铺开，晚明士大夫后来在民间成立了各种各样的会。在这一点上，王学和当时的朱学不同的一面——这个朱学不是原始的程朱儒学，是后来被阉割过的，经过《孟子节文》之类修理的官方朱学——是要重新回复到儒学的实践性中。这是消极的抵抗，而那种积极的抵抗性的东西，实际上就是王阳明开启的讲学。

孟子说过，颂其诗、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所以我们要知人论世。这就是他在理论上反复强调的知行合一、致良知。

嘉靖前期的二十多年因此是明代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剧烈变化的时代。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也是王阳明所支持的。

看看历朝历代君主的结局，为数不少的君主，最后是以非正常方式死亡的，并不是所有君主天然地就是政治上的赢家。这表明传统时代政治内部制衡的激烈程度。